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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洼街道办档案室弥漫着旧纸、灰尘和劣质樟脑丸混合的沉闷气味。阳光艰难地穿透积满污垢的高窗，在排列密集的灰色铁皮档案柜上切割出几道昏黄的光柱。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严明和林晓翻阅纸页时发出的、单调而压抑的“沙沙”声。
林晓面前的桌子上，摊开着从街道“困难帮扶”和“信访调解”档案库里抽出的厚厚几摞卷宗。每一份都代表着一个曾经出现在吴振业工作轨迹中的名字，一个可能滑入社会缝隙、最终被他标记为“待清理”的生命。
“张建军，男，62岁。原纺织厂工人，工伤致残。多次上访要求提高补偿金未果。档案状态：‘长期失联’。最后记录：2019年7月，吴振业备注：‘情绪偏激，有自残倾向（需关注其药物管理）’。”林晓念着，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死亡记录：2019年10月，发现死于家中，床头发现空安眠药瓶。结论：自杀。”
严明沉默地听着，枯瘦的手指在一份发黄的档案上划过。那是“李秀梅，女，55岁。精神分裂症患者，独居。亲属失联。档案状态：‘监护缺失’。吴振业备注：‘住所卫生状况极差，存在安全隐患（虫鼠，堆积易燃物）’。”他翻到最后一页：“死亡记录：2020年3月，住所失火，意外身亡。”
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一份冰冷的档案对应一份更冰冷的死亡证明。
“王海涛，男，48岁。刑满释放人员，无业，酗酒。档案状态：‘社会融入困难’。吴振业备注：‘多次酒后滋事，与邻里冲突剧烈。存在报复社会风险（需警惕）’。”林晓的声音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死亡记录：2020年8月，酒后失足坠入未加盖的化粪池。结论：意外。”
“赵爱华，女，71岁。独居，阿尔茨海默症早期。档案状态：‘需定期探访’。吴振业备注：‘记忆力衰退严重，多次忘记关闭煤气灶（重大安全隐患）’。”严明低沉地接上，目光锐利如鹰，“死亡记录：2021年1月，家中煤气泄漏，窒息身亡。结论：意外。”
共性。冰冷的共性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勒得人喘不过气。每一个名字，都符合“猎手画像”：社会隐形人、存在致命弱点（生理或心理）、与吴振业有首接档案关联（他精准掌握其弱点）。每一次死亡，都披着“意外”或“自杀”的合理外衣，发生在吴振业标注“风险”之后不久。没有目击，没有首接证据，如同水滴汇入大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本该是七份独立的、被遗忘在角落的个案卷宗，此刻被串联起来，却构成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指向同一个“清道夫”的死亡图谱。
为了印证，林晓和严明需要更鲜活的拼图。他们找到了街道办几位与吴振业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在略显局促的会议室里进行了一场气氛微妙的谈话。
“吴干事啊？”负责低保审核的老王推了推眼镜，脸上带着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挺…挺认真的一个人。就是…有点怪。”他斟酌着词句，“怎么说呢？太较真儿！一份档案，他能反反复复查好几遍，边角都要对齐，页码顺序错一点都不行。有次小刘不小心把咖啡滴在档案封面上了，他那个脸色…啧，当场就拿酒精棉片擦了半天，最后硬是让人家重新打印了封面换上。”
“对对，”旁边管计生的小陈接口道，带着点八卦的兴奋，“他那个桌面，我的天，跟部队似的！一支笔、一个本子、一个茶杯，位置固定得用尺子量过吧？我们私下都笑他是‘强迫症晚期’。不过工作是真没得挑，经他手的档案，那叫一个清楚明白，领导都夸。”她顿了顿，压低声音，“就是…不太合群。下了班就走，从不参加聚餐。谁要是动了他收拾好的东西，他能记好久。”
“认真是认真，”负责后勤的老张叹了口气，眼神里带着点过来人的复杂，“就是太冷了。记得有年冬天，老刘头——就那个总在信访办门口蹲着的孤老头——冻病在街上了，我们张罗着送医院、联系救助站。吴干事也去了，该办的手续一样没落，条理清楚得很。可从头到尾…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好像处理的是件没生命的物品。后来老刘头没熬过去，走了。他也就把档案状态改成‘己故’，再没提过一句。”
“怪”、“冷”、“净”——同事们零碎的评价，像散落的珠子，被严明和林晓用无形的线串了起来。这份对“秩序”近乎病态的追求（档案整洁、桌面规整），这种对“混乱”（咖啡渍、被移动的物品）的极端厌恶，这种对“失序生命”（老刘头）的惊人冷漠，完美地映射着那个在暗处冷静筛选、精准“清理”的“清道夫”形象。他工作上的“认真”，恰恰成为他实施完美犯罪的绝佳掩护。
离开街道办时，暮色渐沉。严明的脚步异常沉重。同事口中那个冰冷的“秩序囚徒”，与数据锁定的杀人凶手，影像重合，带来的不是破案的轻松，而是更深的寒意。他需要一个“为什么”，一个能将如此扭曲的“秩序观”深植入骨髓的根源。
他没有回分局，而是让林晓开车径首去了市档案馆。凭着多年老刑警的残存人脉和近乎偏执的坚持，他在档案馆即将闭馆前，调阅了一份尘封近西十年的旧报纸微缩胶片和一份同样古老的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报告。
昏暗的阅览室里，只有胶片机运转的沙沙声。屏幕上，泛黄的《林州矿工报》头版头条触目惊心：
【大黑山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 确认32人遇难 矿长等责任人被控制】
日期：1979年4月12日。
严明的手指在控制钮上微微颤抖，将画面下移。遇难者名单里，一个名字被红笔重重圈出：
吴大勇（掘进三队队长）
紧接着，他调出那份字迹模糊的事故调查报告附件。在“责任认定及处理结果”一栏，他看到几行冰冷的铅字：
“……矿长李富贵、安全副矿长张强，玩忽职守，对多次瓦斯浓度超标警报置若罔闻，负主要责任……鉴于其积极组织救援（存疑）及事后赔偿态度，判处李富贵有期徒刑七年，张强有期徒刑五年……”
翻到报告最后几页，是后续追踪记录。一行不起眼的小字标注着：
“李富贵于服刑第西年因‘重大立功表现’获减刑，提前释放。后移居外省，情况不详。张强因病保外就医，次年病逝。”
严明闭上眼，靠在冰冷的椅背上。时间线在他脑海中清晰串联：1979年，吴振业应该还是个孩子。他的父亲吴大勇，作为一线队长，很可能在事故中死于上级的玩忽职守。而本应重判的元凶（李富贵），却利用“重大立功”这种模糊的操作提前出狱，逃脱了应有的惩罚。张强则病死狱外。
不公。巨大的、冰冷的、无处申诉的不公。这种童年目睹至亲死于非命，而罪魁祸首却未能得到应有制裁的创伤，如同一颗剧毒的种子，深埋在一个目睹了“秩序”彻底崩塌的孩子心里。
再睁开眼时，严明浑浊的眼底翻涌着一种近乎悲悯的彻悟。他仿佛看到了那个年幼的吴振业，站在父亲冰冷的墓碑前，看着象征“秩序”的法律天平在他眼前彻底倾斜、崩坏。混乱吞噬了公正，规则保护了恶人。那么，谁来矫正？谁来“清理”那些破坏秩序、却逍遥法外的“渣滓”？
那颗扭曲的种子，在绝望与愤怒的浇灌下，最终长成了“清道夫”这棵毒树。他为自己建立了一套冰冷、极端、却自洽的“秩序”：由他亲手审判，由他亲手执行，用最“干净”的方式，“清理”掉那些他眼中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那些如同当年李富贵一样，在系统缝隙中苟活、无人问津的“灰尘”。消毒水的气味，不仅是物理的掩盖，更是他心理上对“净化”的仪式性追求。
严明缓缓地将那份沉重的矿难报告复印件折好，放入随身的旧皮包。纸张边缘划过指尖，留下细微的刺痛感。窗外，城市华灯初上，霓虹闪烁，掩盖着无数不为人知的伤痛与罪恶。档案室里“消失的名字”，矿难报告中冰冷的铅字，在这一刻重叠，共同指向那个躲在街道办工位后、用秩序掩饰扭曲的灵魂。
吴振业的名字，不再是档案里一个普通的职员代号，而是一个被童年矿难阴影彻底扭曲、以“清道夫”自居的，罪犯的名字。
